衣柜里挂着一条深蓝底的白碎花吊带裙，那是我去年夏天快开学时买的。拿到手试穿后发现肩带长了些，胸腰也需要收一收。每遇到这种情况，我总会第一时间给外婆打电话。
我这习惯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家里几个碎花枕套，几乎每个都留着外婆打的烙印。这些枕套用了小二十年，虽然时间长了，但是胜在软和，加上没有大坏。但到底是时间久了，不时地总会冒出些小破洞，洞沿还有一丝丝的须。我还打趣过这个洞的情形和《红楼梦》里金雀裘破的样子不能说十分像，也有七八分相似了。神奇的事总会发生，每次让外婆缝过后再看，即使眼尖如妈妈，有时也找不出外婆把针脚都藏在了哪儿。
记得小学那会儿，学校要求每个同学套桌套。开学初老师挨个把桌套发到我们手里，至于是怎样发的、嘱咐怎么使用的、如何拿回家的，我是一概都忘记的，但记忆中却有一段画面非常清晰，便是外婆为我在桌套左下角缝名字和梅花。
阳台上外婆背着窗户坐在木凳上，下午四点多的阳光透过纱窗和玻璃，点点斑斑地靠在外婆肩头和臂膀，也洒入她膝上的浅蓝色桌套。她的手在针线筒里徘徊许久：丝线细，时间长了容易断；棉线结实，但写字可能硌着左手肘；红色醒目，但缝名字不吉利；蓝色呢，又和桌布颜色相同，不显色……外婆一手拿着鹅黄色线筒，一手拿着草绿色线筒摆在桌套前端详了许久。最后，她左手拿着针，右手捏着刚穿进的鹅黄色丝线，朝我微微扬了一扬，认真叮嘱一句“有断的就拿回来，外婆再给你缝”。小时候我是闲不住的，一边提着要小红花的要求，一边就想跑出门和大院的伙伴玩一圈。再回家时，桌套已叠成四折，整整齐齐地摆在茶几上了。折到最上面的那面，在我预料到的名字旁，没看到一朵小红花，却多出了一朵花瓣花蕊齐全的蜡梅。
小学毕业时，这个用了六年的桌套上添了一道又一道洗不掉的铅笔印、钢笔印，还有因为钢笔尖不小心碰在桌套上而氤氲开的一朵朵墨蓝色“小梅花”，它们或浅或深、或大或小，和左下角那朵还是很新的鹅黄色梅花相映成趣。这细细碎碎的花儿们聚成一团，总会唤起我更先前的那段记忆。
改好的裙子寄到学校，我试了试，全都刚刚好，又站在镜子前拍了照片发给外婆。“真洋气，我就讲一毫都没记错。”外婆是这么回我的。
看裙子上一朵朵连缀着的碎花，就好像在翻阅一本旧相簿。幼时外婆哄我睡觉时总要念叨，自己念书时功课门门都是5分，立志长大要当医生，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有念成大学，也自然没有当成医生。后来她自己学会了宽心，说当裁缝，也算靠手吃饭。再后来，外婆看到我上师范大学，就更加宽心了，“婆婆好像自己上了大学那样欢喜”。
那一朵朵细细小小的花承载着记忆与经历，陪伴外婆走过湖南、安徽各地。小碎花一个个串联起来，伴着缝纫机大连杆、针杆和钩梭上下联动发出的吱喳声响，那一帧帧影像，仿佛都在为外婆的人生造像，在诉说着外婆一生的同时，仿佛也在缓缓诉说这七十多年的时代故事。
秦雅洁（23岁） 安徽师范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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