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神、股神、财神
时间:2018-07-16 10:35 作者: 小老人 来源: 39度
中国整体医药行业大而不强,但市场规模却高达2.5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国外公司瞧我们自己家病人的眼神,都是放光的。当然,我们一年能喝几十亿的药酒,吃上百亿的神药,买几千亿的保健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人把我们当财神,谁又能说不是呢?...

2015年11月,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医药公司KaloBios(凯罗生物),股价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就神奇地从0.44美元飙涨到39.5美元, 足足涨了88倍,而背后的上涨原因则更神奇:一位号称全美最讨厌的人(Most hated man in America),要成为这家公司的新主人。

这位美国人民眼里的过街老鼠,名字叫做马丁•什克雷利(Martin Shkreli),是一名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他之所以成为点石成金的股神,在于他曾经干过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买下生产独家药品的医药上市公司,然后大幅度提升药价,赚取令人咋舌的暴利。

例如在2015年2月,Martin Shkreli旗下的图灵制药,买下了用于治疗弓形虫感染的药物达拉匹林(Daraprim),然后迅速将价格从13.5美元一片涨到了750美元一片,涨幅高达55倍。要知道,此药在印度只卖0.04美金一片,澳洲只卖0.18美金一片,因此Shkreli 的行径在美国激起轩然大波。

达拉匹林这个药物的专利早在1953年就已过期,整个美国只有Shkreli的图灵制药能够生产销售。其他医药公司虽然可以仿制,但不仅要投入昂贵的研发费用,而且光FDA审批就要36-48个月,图灵制药更是通过管制发售的方式来阻止其他公司仿制。因此,消费者对涨价行为毫无办法。

美国舆论界只能对Shkreli展开口诛笔伐,甚至连希拉里参与其中,掀起了全美对黑心医药资本家斗私批修的大讨论。不过Shkreli对铺天盖地的骂声无动于衷,在被美国国会传唤询问涨价行为时,他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躲在法律的挡箭牌后,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频繁做出如下欠揍的表情:

这种自绝于人民的行为,虽然被美国人民唾弃和不齿,但却受到投资者的追捧。2015年11月,Shkreli再接再厉,买下了医药公司KaloBios部分股权,这家公司拥有治疗美洲锥虫病的药物Benznidazole,投资者期望新老板复制涨价55倍的壮举,这才有了本文开头股价一周涨88倍的神话。

晋升为妖股的KaloBios公司在研产品中,还有一种药物叫做Lenzilumab,是用于治疗慢性单核细胞白血病(CMML)。两年半后,这类稀有的白血病,跟“逐利无良的医药资本家”一起,伴随着《我不是药神》的热映,一起登上了大洋彼岸中国的舆论风暴中心。

2002年,34岁的江苏无锡人陆勇,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从此命运掉头急转。进口抗癌药格列卫价格昂贵,一年医药花费就高达30万元,颇有家底的陆勇也无法承受,他后来大量购买价格低廉的印度版格列卫,并广泛为其他病友代购。这段故事改编进了电影《我不是药神》,在酷夏七月燃爆了全国。

主演徐铮在大一时,父亲因为癌症去世,自己感到无能为力,开始大量脱发。而在这部电影中,面对患癌的朋友,历来不会拍哭戏的他数次留下热泪。当然,屏幕的观众,无论是有泪不轻弹的男人,还是涂着昂贵粉底的女人,哭得比徐铮更凶,尤其是听到替走私药辩护的阿姨那句话:“领导,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在医疗这种往往问题无解的领域,一个可供所有人攻击和唾弃的靶子,是刚需。39度发现在美国,Martin Shkreli自己作死般的表演,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为了剧情和冲突的需要,半虚构了一家“瑞士诺瓦公司”,也树立起了一个供观众宣泄情绪的靶子。

但电影如此树立靶子是否合理,争论同样激烈。来自医药行业的从业人员和投资者,几乎全部都在为创新药的制度辩护,“一颗药卖几万块,是因为你买到的是第二颗,第一颗卖几亿”这段话更是广泛流传;而被调动了情绪的普罗大众,则往往站在穷人和尊严的角度上,抨击医药公司的逐利,呼吁更多的人道关怀。

资本与道德,标靶与真相,股神与药神,这些比电影本身还要精彩的行业故事,便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按照本公号的老习惯,文章分成四个部分:

 原研与仿制:美国的平衡术

穷国与富国:搭便车的印度

优势与劣势:国内仿制现状

药神与财神:中国创新之路

下面进入正文部分。

1. 原研与仿制:美国的平衡术

1957年,西德格兰泰公司研制出一种治疗孕妇呕吐的畅销药,名字叫做“反应停”,成为欧洲的畅销药。1960年,美国梅里尔公司向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申请,准备将该药引入美国。梅里尔公司本来以为申请只是走个过场,却没想到,一位叫做凯尔西(Frances Kelsey)的审批员,却认为提交的数据不能证明药物安全,迟迟不予批准。

彼时的美国FDA,只有7名全职医生和4名兼职医生来审查药物,监管职能远不如今天这样强大。因此,不少人批评凯尔西“拿着鸡毛当令箭”,尤其一些饱受呕吐困扰的准妈妈们。然而,次年12月,反应停被证实会造成婴儿四肢发育不全,欧洲舆论一片大哗,将毒药挡在国门之外的凯尔西一战成名,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反应停事件,使FDA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人员规模急速扩张。1962 年,国会正式通过了《Kefauver-Harris药品修正案》,大大提升了药品的审批门槛,要求提供更久更广的临床数据(从研发到临床通过需要10年左右)、更多样的评价指标,即便是仿制药,也一视同仁,这也导致制药公司的研发成本不断提升。

到了1983年,Bolar公司在罗氏药业一款原创药专利到期前,先进行研究试验,结果被法院判定侵权。这成为了压倒仿制药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第二年,专利到期的原研药中只有35%的品种被仿制,被成本和监管吓破胆的仿制药公司用脚投票,超过150种原研药在专利到期后却无人仿制。

在整个80年代,三朵乌云笼罩着美国医疗行业:高昂的药价令医保严重资金吃紧、低廉的利润削弱了制药企业积极性、短缺的药物令患者发病死亡率提高。如何既能鼓励药企研发出“安全又有效”的药物,又能让老百姓买得起这些昂贵的药物,成了美国政府亟需解决的困境。

危难时刻,美国国会的议员们并没有像《纸牌屋》里那样沉醉于党争,而是挺身而出献计献策。在1984年,议员Hatch和Waxman提出了《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补偿法》( Hatch-Waxman Act),后来被证明为医药史上最伟大的法案之一,核心就是一句话:提升原创药赚钱高度,降低仿制药入市门槛。

一方面,该方案简化原创药申请流程,推出了专利连接制度,包括专利期延长,市场独占等条款,提升了原创药成功后的赚钱高度。另一方面,法案调整仿制药认证标准,降低研发和入市的时间和费用,提升了仿制药成功赚钱的概率。两句大白话,就是:敢冒险的吃肉,会跟风的喝汤。

为了鼓励仿制药公司前来喝汤,FDA在之后的几年又建立完善PIV专利挑战制度。简单说就是允许仿制药公司在原研药专利期就可以对其进行专利挑战,首先挑战成功的仿制药(首仿药)将会获得180天的市场独占期(其他仿制药不能上市),而且可以以原研药50~80%的价格销售。

这样的制度设计,让首仿药变成了一门“投资少、风险低、时间短、利润高”的好生意,原本没什么积极性的仿制药公司们蜂拥而至,纷纷来抢头啖汤。从1995年开始,受专利挑战的原研药比例飙升,从9%提高到2012年的81%,上市时间也从18.7年缩减不足7年。

因此,1984年成为美国仿制药的“元年”,整个行业一扫之前的低迷和阴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仿制药占处方药的比例,从1981年的10%左右,飙升到2013年的86%。由于价格相对原研药便宜很多,仿制药每年为美国节省了巨大的医疗费用。

到了2015年,美国医药行业呈现出:原研药公司和仿制药公司都蓬勃繁荣的局面。在全球上市的5000多种原创药中,有3400余种来自美国,占比从1984年的10%提升至现在的65%,辉瑞、强生等多家公司也牢据全球制药十大榜单。更重要的,国民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也在持续降低。

这些惊人的变化,都要归功于美国在原创药和仿制药之间的平衡术。

法案广受欢迎,但有个副作用,就是原创药专利到期后的“专利悬崖”。例如原创药波立维在2012年专利到期后,仿制药价格仅为原价的1/40,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大幅下降,从99亿美元将至52亿美元,次年仅剩25亿美元。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专利覆盖市场扩展到全球,让原创药在保护期能够赚全世界的钱。

于是,在1986年的关税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强行将知识产权塞入了进来。起初这个议案被认为是胡搅蛮缠,成为众矢之的,但很快,拥有拜耳、葛兰素史克等制药巨头的欧洲共同体,转为默不作声。最终,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规则,为美国打开了第三世界的市场大门,也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安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对于穷国来说,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擅长在火车上开挂的印度,就在搭富国便车这一课题上,趟出了一条别人难以复制的路。

2.富国与穷国:搭便车的印度

1954年,曾帮助中国抗战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圆了他15年的梦想。在他乘坐着敞篷车从机场来到宾馆时,上万人夹道欢迎。这次考察让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大为感叹,不禁在想,中印同为由殖民地转化而来的国家,都存在人口多、底子薄的问题,中国道路很值得印度学习。

于是,回国之后尼赫鲁就定调,印度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为之奋斗十年之后,尼赫鲁遗憾离世,将“没有穷困、疾病与愚昧的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乞求与哀鸣不能从英国得到任何东西”的独立信念,留给了他的女儿—被称为“印度铁娘子”的英迪拉·甘地。

英迪拉不久便继承父业,上任后便选择向“疾病开刀”。当时印度采用的是英系专利法,对原创药具有很强的保护,因此印度99%以上的药品专利和近90%的药品供应,都由跨国制药企业控制。美国人都叫苦的药价,印度患者自然无力购买,只能在信仰的慰藉中等死。对此,英迪拉大为不满,怒斥道:医疗发明,将不设专利权,生死之间不能牟利。”

因此,1970年,英迪拉政府便修改了《专利法》,药品不具有专利,仅对生产工艺进行保护。这意味着不需要等待专利过期、不需要化学分子研发,只要简单修改工艺,仿制药就可以销售。这导致欧美政府和跨国药企大为不满,威逼利诱,但英迪拉不为所动,反而相继出台了限制外资药企投资比例、限制药价等多部法案。

这给本国的制药公司,以及数以亿计的印度穷苦老百姓,和患病群众,撑起了一把铁保护伞。而印度企业也格外争气,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属印度传奇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兰伯西实验室)。

1952年,印度商人辛格收购一家药品代理公司,随后更名为兰伯西实验室。1960年,辛格发现罗氏公司旗下一款药品没有在印度注册,于是设立工厂钻研生产技术,并在1968年从匈牙利获得了原料药,次年以本土品牌推出市场,大获成功,让世界知道,印度会做的不只有飞饼。

1970年甘地夫人的新专利法颁布后,兰伯西更是如鱼得水。然而,辛格并没有停留在低端药品的仿制上,反而将利润投向研发,“建立仿制工艺的研发和创新能力;还要建立起向上整合产业链的能力,既要有向上游建立原料药的仿制生产的能力,又要有向下游扩展药品制剂生产的能力。”

1988年,兰伯西公司计划进军美国市场,瞄准了礼来公司即将在1992年失效的头孢霉菌素专利,希望在专利到期后,就迅速将仿制药上市销售。这个项目难度非常大,头孢霉菌素极不稳定,又具有危险性,而礼来公司对60多种生产工艺进行了注册,仿制可能性几乎为零,罗氏药业等国家大公司尝试多次,均铩羽而归。

然而,经过一轮轮的反向工程、一次次的艰难试错,历时三年,兰伯西发现了可以控制霉菌素生产的7个步骤,终于用新的工艺生产出了头孢克罗,一战功成。后来礼来公司以2000美元每公斤的价格,购买所有兰伯西生产的头孢霉菌素原料药,而兰伯西的生产成本只有每公斤500美元[5]。

从贸到工,仿中有创,不仅为兰伯西带来了巨大利润,也为印度仿制药打破了低端的印象。兰伯西随后获得了与罗氏、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巨头合作的机会,为其提供生产工艺的研发,堪称印度医药界的富士康。

在印度准备加入WTO时,兰伯西也在为登录国际舞台做准备。仅在2004年~2006年间,兰伯西就发起了11起国际仿制药企业并购。研发支出也大幅提升,从1996年的销售额占比5%提高到了10%左右。到2007年,专利保护最严格的美国市场,已经占到了兰伯西销量的40%。

兰伯西的成功带动了一批印度公司崛起,例如成立于1983年Sun,1984年的Dr Reddy‘s Lab、1986年的Lupin等公司。印度仿制药快速发展,不仅占到了美国40%的市场份额,而且在PIV专利挑战申请上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自2009至2015年,总量达到了18%的比率,仅2015年就提交了近800个。而直到2017年,我国才有了第一个美国PIV挑战成功的公司。

在这种成功背后,是印度政府厚着脸皮软磨硬泡给民族医药企业争取来的宝贵时间,1970年《专利法》颁布之后,印度政府就承受着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1994年,印度申请加入WTO,签署了TRIP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但之后却各种拖延,直到2005年3月,才出台了新的《国家专利法》,号称与西方接轨。

这拖延出来的十几年,给印度企业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大批医药公司完成原始积累,本土巨头Dr Reddy‘s的股价更是在1991至2011年之间的20年内上涨了1000倍!

2005年新《专利法》出台后,印度仍然或明或暗地保护民族医药公司。例如在2006年,驳回了格列卫的专利申请,随后驳回了默克公司哮喘病治疗药物的专利申请等等。而强制许可也是印度政府常用的手段,该许可源于2001年的《多哈宣言》,允许在公共健康危机下,国家可以不经专利人许可,将专利授予第三人使用。

2012年,印度首次使祭出“强制许可”的大棒,拜耳集团旗下的肝癌药物多吉美(Nexavar)成了首个强仿对象。这种药每盒(120粒)售价28万卢比,而印度人均年收入才仅5.4万卢比。在印度政府启动了强制许可后,印度药企Natco仿制出来的药价格降到了8800卢比,降幅高达97%。

这家叫做Natco的印度药厂,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里那家印度药厂的原型。电影里的那种救命药,原版是瑞士诺华公司的Gleevec(格列卫),仿制版便是印度Natco公司的Veenat,俗称印度版格列卫。

总结起来,印度的仿制药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1970年以前:市场基本被外资医药公司垄断,99%的药品由外资医药公司提供,印度本土企业极少,绝大多数贫苦穷人吃不起药。

1970年-1995年:英迪拉·甘地政府的《专利法》出台,本土医药企业开始在法律的保护下,抄袭和仿制西方药品,完成原始积累。

1995年-2005年:印度加入WTO,签署知识产权协议,但印度政府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十年过渡期,促使企业加大研发和并购,本土企业逐渐国际化。

2005年之后:市场全面开放,但印度医药行业已建立起了世界级的竞争力,并成为全球仿制药的制造基地,从1970年开始的行业保护政策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

到了今天,印度仿制药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全世界穷苦患者的手中,为印度赢得了“第三世界药房”的称号。欧美国家虽然一轮轮地炮轰谴责,但又抵挡不住性价比的诱惑,一批批的来采购,而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则爽快表达了感谢和支持,深谙“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这句老话。

大凡有志气的落后工业国,在面对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时,基本上都是一边贸易保护,一边模仿抄袭,努力完成本国民族企业的研发积累,赶在西方国家举刀之前,在“代理-模仿-研发-超越”这路上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很多行业都是同样的逻辑和路子。

尼赫鲁曾说过,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虽然,亚洲轴心已无从谈起,但印度人民还是记住了国家的努力。就如印度著名记者M。 J。 Akbar曾评论道:圣雄甘地给了我们自由,尼赫鲁维护了我们的独立,而英迪拉·甘地则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而与印度具有相同人口规模的大国,在面对原研药和仿制药的困境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3.优势与劣势:国内仿制现状

在WTO乌拉圭回合谈判时,印度代表曾斥责美国:“我们的教育和你们不一样。知识产权是人类的共同知识遗产,你们那套没用,在这里没什么好谈的。”其实,以前中国跟印度的态度也差不多,虽然我们在1984年出台了专利法,但基本上没有什么约束力。

因此,当1991年,中国与美国谈判时,美方代表不屑地表示:“我们是在跟小偷谈判”。这话惹怒了中国代表吴仪,立马回应道:“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美国代表懵逼了几秒钟后,便讲起了文明在进步、历史不能更改等话语,引得众人嘲笑。

但知识产权终究还是在中国推行开了。1992年中国修订了专利法,增加了对“药品和用化学方法获得的物质”授予专利。这个做法,比一起参加会议的印度早了13年。过早的医药专利保护,给我国带来了技术追赶的难度,著名的“伟哥仿制”事件,就展现了这种难度。

1989年,辉瑞公司上市了一款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随后发现具有治疗男性勃起障碍的功效,于是,在1994年,向中国等数十个国家,申请了药物新用途的专利,这就是全球知名的“伟哥”。当年《时代周刊》毫不掩饰地给予了溢美之词:世界等待此药已经4000年。

与此同时,国内十几家药企公司也对这个品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推测:虽然辉瑞向中国申请了专利,但属于老药物的新用途,而老药的专利产生在1993年之前,不属于中国专利法的保护范围,因此辉瑞的申请应该不会被批准。这种推测有一定的道理,比如在2000年,英国就驳回了辉瑞的申请。

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辉瑞向中国提交的专利申请也在同年获批,中国企业之前投入的数亿元研发全部归零。此后,这些受到挫折的企业,如南京海光、合肥医药、广州白云山等企业不断向知识产权局提起“伟哥专利无效”的申请。但在2007年,北京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为伟哥专利有效。

辉瑞公司保住了中国独家销售的垄断地位,中国数十家企业只能作壁上观。与此相比的是,印度伟哥早已畅行全球十余年。

没有得到像印度企业那样的法律保护,但中国医药行业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我国虽然有制药公司4000多家,90%以上以生产仿制药为主,却是典型的大而不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质量差异较大;二是审批时间过长;三是采购不占优势。

质量方面:我国仿制药90%都是在2007年前获得批文,郑筱萸下 台后,随后几年药监局多次对市面仿制药进行抽查,发现质量与原创药相去甚远。也难怪我国绝大部分药品被称为“非洲难民都不愿吃”,2009年印度进入世卫组织采购目录的品种数量有194个,中国只有6个。

补救工作已在路上。2012年,国务院意识到国内仿制药质量存在隐患,发文要求2007年前批准上市的,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仿制药,原则上在2018年底药完成一致性评价。截止2018年7月,已经有40多个品种通过了一致性评价。

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是指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按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分期分批进行质量一致性评价,就是仿制药需在质量与药效上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水平。目前单个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周期约为20-28个月

审批方面:由于负责药品评审的专业官员人数不足,在2015年之前,药监局审批岗位只有150个正式编制,要处理每年上万的药品和器械申请,导致国内仿制药申请流程时间过长,仿制药审评等待时间接近45个月。当然,这也跟药监局在郑筱萸案之后,审批态度转向谨慎有关。

改进措施已经出台。2015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药品审评的速度骤然加快,积压批件数从2015年顶峰时的22000 多件,降低至2017年的6400 余件,药品审批的堰塞湖得到缓解。

采购方面:由于国内仿制药质量差的口碑影响,加上审批成本过高,导致仿制成功的药品,大多数既没有价格优势,也没有质量保证,因此在医保招标中不占优势。比如治疗肺癌的靶向药易瑞沙,阿斯利康的原版药十天用量卖2358元,齐鲁医药的仿制药卖1850元,而印度版只要211元[8]。

此类情况也在改善。仿制药审批流程加快后,药企研发成本会有所降低,这种仿制药跟原研药价格相差无几的现象,有望得到改善。在质量方面,最新的各省招标均规定,将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跟原研药归于一个质量档次,这将鼓励企业通过一致性评价,提升药品质量。

从混乱到秩序,无法一蹴而就,需要过程。但正如徐铮饰演的程勇,在面对法庭做最后陈述时说的:“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吧。”

4.药神和财神:中国创新之路

2011年12月初,亿万中国股民都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叫重庆啤酒的公司,这家公司除了生产啤酒之外,还在研发一款惊天动地的产品:乙肝疫苗。

早在1998年,重庆啤酒就买下了一家做乙肝疫苗的医药公司的多数股权,之后持股不断攀升,证券市场也将乙肝疫苗的美丽光环戴到了重庆啤酒头上,促使其股价从2008年的7.35元,一路飙涨到83.12元,三年时间涨了10多倍,远远超越大盘,有人更是喊出“未来市值1000亿美金”的口号。

到了2011年12月初,公司的二期临床试验结果即将公布,市场屏息等待。7号晚间,停牌中的重啤发布临床试验结果,表示自己研发10多年的乙肝疫苗,跟安慰剂差不多,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市场哗然。公司在8号复牌后,股价一泻千里,连续9个跌停,迅速蒸发超过200亿市值。

同一只股票,可以使人坠入地狱,也可以使人荣升股神。

在股票暴跌期间,一名持股者在帖子里写道:“今天回到家,煮了点面吃,一边吃面一边哭,泪水滴落在碗里,没有开灯。”这就是“关灯吃面”的由来。而著名私募泽熙投资则用反人性手法大胆抄底,并顶住浮亏越跌越买,最后成功地在股价反弹时全部卖出,获利数亿,成为其掌门人经常在公司内部援引的经典战例。

从众星捧月一飞冲天,到坠落凡间脸先着地,重庆啤酒给中国的投资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创新药研发是一件风险巨大的事情。而在全球范围内,创新药的研发支出更是遵循着著名的Eroom‘s law(反摩尔定律):开发新药的成本大约每九年翻一番(通货膨胀调整后)。

因此,中国在创新药这个领域,真正要拜的不是药神,也不是股神,而是财神。

支持中国创新药发展的财神并不缺乏。2017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用优先审评、专利补偿、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等举措,来支持中国的创新药发展,受政策的推动,涌入创新药领域的资金也逐年增加。

不过在历史文章《医改的前世和来生》里,我们指出:医保未来压力逐步增大,控费和省钱将是始终不变的主旋律。对此,或许正如戴老板写的那个段子说的那样:

某基金公司,包场看了《我不是药神》,观影过程哭成一片。看完后,公司集体开会讨论,投资总监率先发言,说底层老百姓真不容易,作为资本力量,要有同情心,要有责任感,要加大对创新药上市公司的研究和投资。基金经理们纷纷鼓掌赞同,含泪下单了一批中药股。

这其实并不是段子,A股医药公司按照上市后涨幅排名,前10名里面,有7家是中药股。

5.尾声

中国整体医药行业大而不强,但市场规模却高达2.5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国外公司瞧我们自己家病人的眼神,都是放光的。

例如葛兰素史克的一款药,在中国的出厂价是142元,在韩国、加拿大、英国却不到30元。而医药公司吉列德(Gilead Sciences)把4款药品放入瑞士基金MPP中,低价销售给发展中国家,唯独将中国排除在外。

原因正如吉列德的CEO曾经隐晦地说过:药厂定价不是根据成本,而是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均购买力。简单说,有钱的客户就多要钱,没钱的客户就睁只眼闭只眼。在这方面,海外药企的确没把我们当发展中国家看,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差钱,是财神。

当然,我们一年能喝几十亿的药酒,吃上百亿的神药,买几千亿的保健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别人把我们当财神,谁又能说不是呢?

喜欢赚中国人钱的不光有老外,更多的是我们国人自己,在这庞大的利益蛋糕面前,一切行为似乎最终都会被扭曲。

GQ杂志在2017年6月发表的文章《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把矛头对准了《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指出这位掌握“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药神,2011年放弃了吃了7年之久的印度版格列卫Veenat,转而给网友推荐印度Cyno公司生产的Imacy,而这款药似乎并不是什么好药。

因此,尽管《我不是药神》被誉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题材佳作”,但仍无法将复杂的中国医药现实给彻底展现。在现实中,药神陆勇并非完美无缺,医药公司也并非都是黑心,而更广阔的医药江湖,更是远非一部电影完整阐述。

但这并不妨碍这部电影成为本年,甚至近五年最佳。尤其可以理解的是,电影中巧妙地树立一个安全的靶子,将观众的情绪引导和收敛到“黑心医药公司”身上,这恐怕也是这部影片能够顺利出现在观众面前的重要原因。

全文完。

参考资料:

[1]《中国GMP与美国cGMP的比较》,范敏华,2006年

[2]《医保费用为什么失控》,烧伤超人阿宝,2017年

[3]《从入世角度看我国新药保护制度》,宋瑞霖,2002年

[4]印度仿制药发展分析及对我国的借鉴,李宁娟

[5]兰伯西世界级企业之路,生物探索

[6]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GQ,2017年

[7]中外仿制药定价与销售深度报告,徐佳熹,张佳博,2018年

[8]中国人为什么用不上平价救命药,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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