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湖北武汉一位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不幸遇害身亡，引发舆论对于法律援助律师工作状况的关心。
连日来，《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多位长期关注农民工权益的法援律师后了解到，他们面临着工作强度大、收入低、经常被威胁投诉等困境，特别是常常面临农民工证据不足或无证据的情况，这需要律师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搜集证据。
基于此，近年来，不少专职的农民工法援律师选择离职，去商业律所工作。当然，还有大量的专兼职农民工法援律师仍秉持“扶危济困、匡扶正义”之心，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帮助农民工维权、伸张正义。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底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欠薪、工伤等问题。很多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也没钱请律师打官司，常常维权无力。
为此，一些农民工只得与律师签订协议，通过风险代理的方式打官司，打赢官司后再支付律师费，如果输了官司就不用花钱。
“这个时候，农民工法援律师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他们免费帮农民工打官司，而且他们长期关注欠薪、工伤等问题，这一块业务比较熟悉，能更好地帮农民工维权。”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说。
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办理农民工法援案件48万余件，为53万余人次提供了法援服务。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对记者表示，目前，农民工法援律师在促进社会稳定、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道路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农民工可能为了几千元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还有一些群体性案件，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有了法援律师之后，这些问题就有可能避免。”佟丽华说。
“农民工法律援助之路并不好走，可以说，每个法援案子都要耗费大量精力去搜集资料，整合证据，特别是有些案子还是群体性的维权案件，就更复杂。”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霍薇对记者表示，“不过，每当看到受援者拿到赔偿款后露出的笑容，我觉得自己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付出的艰辛都值得。”
工作中面临多种困境
做法律援助服务，经费和人员最重要。但由于办案补贴少，一些专职法援律师的待遇比商业律所律师的待遇低很多。为此，每年都有专职法援律师选择离职去商业律所工作。
一位去年从某法律援助机构离职的北京律师王明(化名)对记者表示：“法援律师办案补贴很低，为了多赚钱，只能自己辛苦些，多接案子，一年要做上百个案件。办的案子多了，工作强度和压力肯定就大了。现在来商业律所之后，接的案子不多，但由于案值比较大，所以收入比之前高不少。”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律师也经常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他对记者表示，在他办理的一些农民工欠薪案件中，很多农民工存在手中证据不足或无证据的情况。
“一些农民工本身法律意识薄弱，出现纠纷后，一是没有合同，二是仅认识工长或包工头。工长或包工头一旦失联，就很难查证农民工的劳动关系等，而劳动关系不清晰，索要工资的主体就没法明确，从而增加了法律援助的难度。因此，律师前期调查工作量巨大，需要多方努力寻找证据，有的案件甚至要跑好几趟工地，找好几个公司，打好几场官司，才能最终帮农民工讨回血汗钱。”赵良善说。
除了压力大、强度大、收入低之外，一些农民工法援律师还经常被威胁、被投诉。
“因为帮助农民工维权，被包工头威胁、辱骂甚至恶意投诉举报的事情都很常见。”王明说，更寒心的是，他还遇到过被自己帮助的农民工投诉的情况。
王明表示，2019年他办理了一个老年农民工维权的案子，自己花了不少心思，最终也帮助农民工打赢了官司。但后来，该农民工从别的律师那里咨询后发现，法院判赔的数额比他理应拿到的低1万多元，于是认为这是王明的责任，就将他投诉到了当地律协。
王明表示，虽然自己没有责任，但为了息事宁人，自己和单位不得不将这部分差额补给了农民工。
“但实际上，依据不同的标准，赔偿数额存在差异很正常。比如劳动者受伤后，走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损害赔偿两种渠道，赔偿数额就会不一样，也无法确认哪个赔偿多一些，都要根据案情和证据情况具体分析。”王明说。
提高待遇，解决后顾之忧
佟丽华表示，我国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应该建立更多的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加快推进法律援助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这些机构可以通过开通热线、安排人员值班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农民工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及时获得专业帮助。”佟丽华说，就像医院一样，可以给农民工提供“急诊”和“专科”服务。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佟丽华认为，应逐步提高法援律师的待遇，加强对法援律师权益的保护，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只有让法援律师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承认、更好的保障，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这个领域。”佟丽华说，为此，目前他也允许单位的农民工法援律师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接商业案子，但前提是要事先跟他汇报，并坚持一个底线——不代表单位去起诉农民工。
赵良善则表示，希望法律援助制度能够更加健全，接受法律援助的农民工群体的法律意识也能逐步提高，实现双向进步，这样法援律师才能更好地办理相关案件。
事实上，近年来，政府部门也在努力为农民工等群体提供全面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当前，我国正在加大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的力度，逐步提高案件的办案补贴标准。同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覆盖面正在扩大，门槛正在降低。
今年9月，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表示，目前，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司法部大力推进实体、网络和热线三大平台建设，老百姓只需要通过电话、网络或者微信小程序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实现了公共法律服务与群众的“无缝衔接”。(记者 杨召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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